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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秋一曲家国梦

2006-05-07 14:50:00 来源:博览群书 庞 ? 我有话说

一个编辑,与这样的书稿失之交臂,不能亲手将它奉献给读者是令人遗憾的。去年年初,美籍华人作家沈宁将他的新作《百世门风》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,读之,我深感这是一部十分厚重的,关于中国家族文化的力作。但编辑与书稿也是需要缘分的,当时机缘不巧,使我只得割爱。好在这本书今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行成功

推出,为我们浮躁的图书市场添了一道夺目的风景。

与沈宁认识也有好多年了,但从不了解他有这样的家世――他是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“左派旗帜”沈钧儒先生和“蒋介石文胆”陶希圣先生的后人。三千年的家族历史,出了许许多多声名显赫、叱咤风云的人物――从义不事秦的沈氏二十七世孙郢,到拒受汉光武帝封侯的沈氏三十九代孙戎;从晚清最后一个大儒寐叟公,到光绪年学台大人淇泉公;从大韩总统的救命恩人慧僧公,到妇女革命先驱褚惠子女士;从清朝时清廉勤政的县太爷月波公,到辛亥革命小兵、新中国的省长翼圣公;从天文学泰斗志元公,到海外创业悬壶济世的应章夫人……这样的人物,家族中出现一个都是荣耀,何况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。而沈宁为人低调,从不对人炫耀自己的家世。

尽管如此,作为名门望族的子孙,家族的血液在他脉管里流淌,家族的情感在他胸膛间震荡,家族的荣誉在他头顶上照耀。少年时,祖母冒险珍藏的一本《沈氏家谱》,令他魂牵梦绕;青年时在国内的坎坷岁月和海外闯荡多年的经历,使他不愿意“做一只没有自我意识任人摆布的羊”,他“必须知道自己的血统,知道自己源自何种家族文化,知道自己是谁”。于是,他开始了自己的“寻根”之旅。几年里,他广泛收集了祖父沈家,祖母褚家,外祖父陶家以及外祖母万家的族谱和各种家族资料,并万里返乡,回到浙江嘉兴和湖北黄冈老家实地考察,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,写成这部家族传记文学作品。

读这本书令我感受良多,其中印象最深的,是对“家国”观念的重塑。

一段历史时期以来,中国人倡导的是“先国后家”、“舍小家保大家”的价值观,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“个人和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,集体和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”。在这种观念下,父母病重甚至去世,儿女却因工作忙而无暇照料或奔丧;年幼的子女得不到“大公无私”的父母的关怀照顾,被作为“好人好事”加以歌颂,大力宏扬。也许作为一些个案,这种先公后私的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,但是否应作为一种价值观、一种文化来提倡呢?

《百世门风》中,嘉兴沈氏第九世淇泉公27岁那年考进士,高中一等第一名,但他为奔母丧放弃了这“面见皇上的殊荣”和“荣华富贵的前程”,按照祖制在家守孝三年。对于这位长辈,沈宁“充满温暖的尊敬,而且为沈氏书香世家养育出这样孝廉而正直的子弟,感到荣耀和自豪”。在他看来,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爱、敬、忠和孝,即使他官至一品或富可敌国,也仍然低贱到了最底层,完全没有人格,不配做人。

其实中国传统文化,是十分重视个人品格和家庭的价值的。《四书》之一的《大学》,将个人、家庭和国家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: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具体解释就是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在古代中国人眼中,家与国是密切联系着的。家是国的基础,国乃家的放大。先家后国是天经地义的,否则就是舍本求末。看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,掌握国家利器,先要看其是否有道德,对父母是否孝敬,对儿女是否慈爱,道理其实很简单――不爱父母难道能爱天下父老,不善待子女难道能扶助天下儿童?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为了个人的所谓“事业”和“前程”,而忽视甚而放弃自己为人子(女)为人夫(妻)为人父(母)的责任的人,难道真能负起做人民公仆的责任吗?

耐人寻味的是,这里的“国家”这个概念,并不是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“国家”即指帝王。沈宁认为,国家不是皇帝和大臣们用来统治人民的机器,而是“由亿万百姓和千百万家庭组构、养育、保卫的土地和民族”。天下没有皇帝和大臣,百姓照样能够生存繁衍,饱食暖衣,或许还能活得更好些;可如果没有百姓,皇帝和大臣只能冻死饿死,国也根本不存在。因此,只有天下所有百姓家庭和和睦睦,丰衣足食,国家才可能治理好。否则京城里高楼大厦,皇帝大臣锦衣华车,百姓家里吃糠咽菜,衣不蔽体,子女失学,如何能说国家治理好了?从这个意义上,他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“个人先于家庭,家先于国。家的事情再小,也是大事,国的事情再大,也是小事。”

我觉得这样的家国观念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,也来源于西方现代民主精神。上文不小心用了“公仆”这个词,其实这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概念里的词汇。中国古代把官不叫“公仆”,而叫“父母官”。也就是说,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,掌管国家机器的人是这个家中的父母,老百姓则是“子民”――是皇帝大臣的儿子和孙子。因此百姓要忠于皇帝,像孝敬父母一样地孝敬皇帝,而这个父母对子民却享有生杀予夺大权。由此产生了专制,产生了对民权、民主的剥夺。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家国观”中,有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这样的精华,也有“家天下”、“父母官”这样的糟粕。沈宁来自中国知识阶层的世家大族,自幼深受这个古老国度优秀文化的熏陶;青年时期又负笈海外,长期生活在年轻的共和制国家美国。中西文化在他身上撞击、交融和互补。在现代国家概念中,国家是公器,官员是公民选出来替自己管理国家事务的,因此叫“公仆”。这个公仆是否称职,是要由主人――也就是全体公民来考察和监督的。官员是否能在道德上取信于民,在家中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儿子(女儿)、父亲(母亲)、丈夫(妻子),直接决定了公民是否放心把国家权力交给你,决定了你竞选是否成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现代的民主共和制,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传统观念倒是有某种暗合,某种殊途同归的。

也许有人会质疑,说“先家后国”是否鼓励人们只顾一己之私,放弃公共责任?那么在国难当头时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”、“国之不存何以家为”又该如何解释呢?其实这并不矛盾,先家后国,先身边的亲人再普天下的众人,说的是一种顺序,并不是只顾家不要国,只“老吾老”不“以及人之老”。真到了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,舍小家保大家的精神还是应该提倡的,而且不保大家,小家也难以保全。实际上,沈氏家族先人中,敢于对秦始皇、汉武帝说“不”,与坚持抗金的辛弃疾把酒论剑,冒险帮革新派变法,冒死救韩国抗日勇士等种种悲壮的义举,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。这种浩然正气,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大厦的脊梁和灵魂。

书中最为感人的,正是沈氏历代家族领袖身上的这种精神气质和文化品位,概括地说,就是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”。沈宁认为这种中国人文传统精神“只能来自家族历史的深层积累,代代承传的家教传统,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”,如果“没有深远的家族传统,缺乏强固的文化根基,就如浮萍飘叶,东风强了跟东风,西风烈了随西风”。这也是他写这本书,宏扬家族文化传统的目的所在。这种认识和坚守在现代中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,人们容易变得浮躁,变得急功近利,而失却了自己的文化之根,在精神层面变得空虚和苍白起来。社会中“诚信”的普遍缺失,“笑贫不笑娼”价值观的抬头,浅薄俗滥之作充斥文化市场,精英文化敌不过“痞子”文化,腐败难以根除等等负面现象,都与人们精神上的“失根”有关。许多有识之士痛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,开始向青少年提倡学习国学,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;许多家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开始寻根,寻找和续写被历史的尘埃湮没的家谱。仅笔者周围,就有不少亲友在做着这“寻根”的工作。人们希望从家族的历史沿革,从祖先的光荣传统中找到今天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,找到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的生动材料。当然大多数中国家庭不会像沈宁的家族,有那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,但大多数中国家庭总会有属于自己的值得骄傲的东西,和属于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。重要的是这种基于传统又基于现代的家国观念,这种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带给人们的依托,使人不至于在社会转型期的急遽变化中迷失方向,而是像沈宁那样清楚地认识到“我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,我愿意建造什么样的家庭,我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儿女,我真切渴望生活于什么样的国度。”

沈宁选择生活的国度是美国,但他的精神家园还是在中国。他多年来坚持为中国人写作,从《美国十五年》到《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》,从《美军教官笔记》到《商业眼》,他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介绍和描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,给走向现代化的国人一种文化上的比较和参照,他也因此成为目前海外华人文坛上最有代表性的纪实文学作家。近年他以自己母亲、陶希圣女儿的坎坷一生为主线创作的小说《唢呐烟尘》,用一个家族的悲怆故事折射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,是将历史与文学完美结合的一种尝试。而这本《百世门风》,则是关于中国家族文化的洪钟大吕,值得希望留住我们文化之根的国人一读。

(《百世门风》,沈宁著,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版,38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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